《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内容鸿博，思想深邃，兼综儒墨名法道百家之学，为杂家之始祖，是研究周秦思想文化的宝藏。《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众宾客纂集而成，吕不韦是召集人，也是组织者。《吕氏春秋》成书后，汉代多人为之作注，现存最早的注是汉代高诱所著。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万字。本书影印存世最早的《吕氏春秋》版本——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刻本，为研究和阅读《吕氏春秋》提供了一套优秀的古籍。

總目録

第一册

序一 5

總目 9

序二 29

卷一 孟春紀 33

卷二 仲春紀 59

卷三 季春紀 83

卷四 孟夏紀107

卷五 仲夏紀129

卷六 季夏紀 149

卷七 孟秋紀 171

卷八 仲秋紀 193

卷九 季秋紀 213

卷十 孟冬紀 235

第二册

卷十一 仲冬紀 1

卷十二 季冬紀 23

卷十三 有始覽 45

卷十四 孝行覽 73

卷十五 慎大覽 123

卷十六 先識覽 167

卷十七 審分覽 207

第三册

卷十八 審應覽 1

卷十九 離俗覽 43

卷二十 恃君覽 83

卷二十一 開春論 127

卷二十二 慎行論 149

卷二十三 貴直論 173

卷二十四 不苟論197

卷二十五 似順論 219

卷二十六 士容論 243

元本《呂氏春秋》序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內容鴻博，思想深邃，兼綜儒墨名法道百家之學，爲雜家之始祖，是研究周秦思想文化的寶藏。





一


《呂氏春秋》是呂不韋召集衆賓客纂集而成，呂不韋是召集人，也是主持者。


呂不韋的里籍，《史記·呂不韋列傳》與《戰國策·秦策》所記略有出入，《呂不韋列傳》云：“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戰國策·秦策五》說：“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史記》說呂不韋是陽翟大賈人，《戰國策》說呂不韋是濮陽人，似有不合。高誘在《呂氏春秋解》的序文中說：“呂不韋者，濮陽人，為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


考濮陽與陽翟，濮陽屬東郡；陽翟屬潁川郡。《漢書·地理志》云：“東郡，秦置。……縣二十二：濮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應劭注：“濮水南入巨野。”《地理志》：“潁川郡，秦置。縣二十：陽翟，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顏師古注：“陽翟本禹所受封耳。”由此看來，在戰國末，濮陽屬衛國，陽翟屬韓國。


從高誘所述，呂不韋當是濮陽人，在陽翟經商發跡，並以此為駐地，成當地之巨賈，家累千金。四處販賤賣貴，經常往來於邯鄲之間。呂不韋在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奇貨可居，歸而與其父商議，其所歸，蓋為濮陽，濮陽距邯鄲亦近。


呂不韋的生年，史籍闕如。《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而《呂不韋列傳》載：“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則不韋獻姬，必在昭王四十七年（前260），此時呂不韋爲陽翟大賈，積資甚富，其年至少應三十有餘。以此推算，呂不韋生年約爲公元前290年前後。對於呂不韋的卒年，《秦始皇本紀》明確記載：“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因此，呂不韋卒於秦始皇十二年（前235）。


呂不韋的家世，史籍莫詳，難以稽考，我們衹能作些間接的推測。《戰國策·秦策五》有一段記載：“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據此推測，呂不韋應是出身於地主兼營商的家庭，其家營商，當非自不韋始，且富有積蓄。呂不韋年壯之時，欲棄商謀國，絶非泛泛商旅輩能有此膽識。呂不韋賈於邯鄲，當在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以前。他認定秦質子異人是一宗“奇貨可居”的交易，於是説服異人，又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奉而西遊秦，遊説華陽夫人。華陽夫人以爲然，遂求得安國君約，以異人爲適嗣，並賜名子楚。秦昭王五十六年，太子安國君立爲王，是爲孝文王，子楚爲太子。孝文王旋即死去，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元年（前249），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到前237年免相的十餘年中，呂不韋輔佐莊襄王、秦王政主持國務，政績突出。這十餘年間，秦國多次對六國用兵，取得重大勝利，大大擴展了秦國的疆域。特別是呂不韋親自率兵滅掉東周，使作爲號召力的形式上的周天子不復存在，這是對東方六國的一次沉重打擊。呂不韋實行的一系列政策，爲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呂不韋所行政策，與秦王政不合。所以秦王政在親政後的第二年，便以呂不韋牽連嫪毐與太后事為藉口，免去了呂不韋的丞相之職，使他回河南封邑。兩年以後，又怕他作亂，將他徙居蜀地。呂不韋見大勢已去，便飲鴆而死。


二


呂不韋在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召集衆賓客纂集《呂氏春秋》，他爲何此時作此書，目的何在？《史記·呂不韋列傳》云：“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司馬氏言，乃其目的之一，且非根本。其根本目的是順應形勢，爲秦國制定統一後的大政方針。他說：“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如何保持統一大帝國的長治久安，是必須預先規劃的。呂不韋不同意用自秦孝公以來幾乎處於獨尊地位的法家思想作為治國的基本國策，作為相國，他必須提出自己的理論，作為統一的秦帝國的治國綱領。這一部《呂氏春秋》就是他為秦帝國維持長治久安所提出的治國方略。《呂氏春秋》的出現，是適應秦國統一天下的大勢的。


《呂氏春秋》的結構體系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十分完備。全書共二十六卷，分爲三個部分，《呂不韋列傳》說是“八覽、六論、十二紀”，今傳高誘訓解本是“十二紀、八覽、六論”。孰是孰非，我們從書的內容看，十二紀是全書的總綱，八覽主要闡述其政治主張，着重論述君道和治術，六論則有點類似於雜篇，補充紀、覽所言。如此則當以高本爲是。“紀”按春夏秋冬十二個月分為十二紀，如春分三紀，孟春、仲春、季春。每紀包括五篇文章，總共60篇。“覽”按照內容分為八覽，每覽八篇，八八六十四篇（第一覽《有始覽》缺一篇，現有63篇）。“論”也是按內容分為六論，每論六篇，六六三十六篇。還有一篇《序意》，即全書的序言（今本已殘缺），放在十二紀之後。總括起來，《呂氏春秋》全書共160篇，結構完整，自成體系。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呂氏春秋》列爲雜家，他說：“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顔師古注曰：“治國之體，亦當有此雜家之説。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
治國之道，經緯萬端，必集諸家之長而爲治國之本。


《呂氏春秋》的治國思想，歸納起來，最根本的有兩條，一是虛君實臣，一是民本德治。


《呂氏春秋》要求遵照“法天地”的思想去建立君臣之間的關係。《序意》說：“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圜道》說：“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天道是圜，是虛；地道是方，是實。所謂“天”，即為君主；所謂“地”，即指臣下。《圜道》又說：“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君主就如同天一樣，沒有具體的形象，空靈無為，從而達到無不爲。首先，君主要養性保真，秉持公心。其次，君主要選賢用賢，因而不爲。第三，君主要正名審分，設立官職，使百官各司其職，盡其力。臣下就好像地一樣，是實在的，就要盡忠盡力，處其職，治其事，以侍主。君臣關係就如同天地關係，君主與臣下做好本分的事，而不有所移易，國家就可以太平昌盛。


《呂氏春秋》的治國方略是以民爲本，以德爲治。民本思想是儒家特別是孟子的基本思想，呂不韋采以爲己用。他說：“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又說：“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君主治國，民是根本。要得民心，就要切實地為民眾攘除災禍，創造福祉。在民本思想的基礎上，《呂氏春秋》提出了以德治為主以賞罰為輔的方針。在實行德政的前提下，賞罰可以作爲輔助手段。賞罰不可無有，亦不可專恃。


《吕氏春秋》的價值，除他的治國理念，還在於保存了大量不見於先秦古籍的資料。如：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先秦史料；保存了豐富的古代衛生醫學方面的知識；保存了詳細的音樂起源的記述，第一次全面記載了我國樂律計算法的三分損益法；保存了很多天文曆法方面的知識，第一次完整地記載了九野及二十八宿的名稱；保存了戰國時期重要的農業思想和農業技術理論。總之，很多毁於秦火的先秦古籍，其思想內容賴《吕氏春秋》得以保存。《呂氏春秋》是一部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寶藏，值得我們深入地發掘和利用。


三


《呂氏春秋》成書後，漢代多人為之作注，現存最早的注本是漢代高誘《呂氏春秋訓解》，最早的刻本是元代至正六年嘉興路儒學刻本，簡稱元刻本或元本。此本誤字較多，明代有所補修，稱元至正嘉禾學宮刊明補修本。明時版本，主要有李瀚本、許宗魯本、張登雲本、姜璧本、宋邦乂本、宋啓明本、劉如寵本、汪一鸞本、凌稚隆朱墨套印本、朱夢龍本、黄之寀本、吴勉學本、李鳴春本等。明代《吕氏春秋》版本複雜，有官刻本、私刻本、翻刻本。其中李瀚本即翻刻元本，許宗魯本、張登雲本、宋邦乂本則較爲精善。


清代最爲突出的是畢沅《經訓堂》本《呂氏春秋新校正》。此本集清儒大家十餘人參校，刻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最爲後世所推崇。光緒元年浙江書局收入《二十二子》。近代以來，有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及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對畢沅本又有所訂正。


元本《呂氏春秋》爲嘉興路總管劉貞刊刻。此本前有鄭元祐序，總目後有鏡湖遺老記。鏡湖遺老即北宋哲宗時之慶湖遺老賀鑄。鏡湖遺老記中說：“元祐壬申（1092年），余臥病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涉冬，朱黃始就，即為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亦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以手校本寄欲得者云。”考賀鑄生平，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賀鑄任和州管界巡檢，後不久經蘇軾等人推薦，改任承事郎，為常侍。旋請任閒職，改監北嶽廟。紹聖二年，公元1095年，授江夏寶泉監。這些，與《鏡湖遺老記》所云經歷正相吻合。《宋史·文苑傳》說賀鑄“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以是杜門將遂其老”。亦與鏡湖遺老記校書事相合。《宋史》又說賀鑄“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轉為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遺老”。鏡湖遺老記又說：“《呂氏春秋》總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亡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於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從記中看出，宋本有餘杭鏤本，傳之東牟王氏，又有內府大清樓本，四明使君校定之資善堂本，還有鏡湖遺老手校之本。鏡湖遺老本其後爲劉節軒所得，其餘宋本皆不傳。


鄭元祐字明德，曾於元成宗大德間受學胡汲仲門下，御史公劉節軒乃胡氏友人，胡氏延致中坐，劇談古今。元祐嘗聞劉節軒談論《呂氏春秋》，時年方二十餘。劉節軒名克誠字居敬號節軒先生，其子劉貞名庭幹，爲嘉興路總管。劉貞於至正六年刊印《呂氏春秋》，約鄭元祐爲之作序。時距鄭聞劉節軒談論《呂氏春秋》已四十餘年。鄭序云：“（劉貞）念其家所藏書，皆節軒先生所手校，於是出其一二，俾以刊於嘉禾之學宮，與學者共，而《呂氏春秋》其一也。”鄭元祐序後有“明德”印，下行有“嘉興路儒學教授陳泰至正〦”（下缺）字樣。“〦”乃殘缺，或謂是“十”，或謂是“六”。明弘治李翰刻本亦有此行，字作“六”，當以“六”爲是。“嘉興路儒學教授陳泰至正〦”同行下有小字“吳興謝盛之刊”。


嘉興路，宋為嘉禾郡，故嘉禾學宮即嘉興路儒學，因鄭序後有“嘉興路儒學教授陳泰”字樣，故稱嘉興路儒學刊本，而鄭序云刊於嘉禾之學宮，故又稱嘉禾學宮刊本，並無二致。


今上海圖書館藏有《呂氏春秋》元本，曾收入《中華再造善本》。此本除有鄭元祐序和鏡湖遺老記外，扉頁有手書之“周松靄大令手札”，及吳兔床識語。周松靄，名春字松靄，清代乾嘉時學者。其札云：“《呂覽》卷二十二《慎行論》中有緩氣之說，不獨元板，明板亦不刪，已檢得矣。籠口之說，大約在《淮南子》注中，弟處《淮南子》乃明刻本，有批點者，注極略，鄴架所儲，或係別本，望便中查示。再《呂覽》匆匆閱過，但縱目力所至，恐尚脫漏，並乞留神再檢，爲感。恕便紙。”吳兔床名騫，字槎客，號兔床。其識語云：“此元初刻本，序文前半頁乃查初白先生手筆抄補，真如白獺髓矣。兔床志。”


此本書名頁有二印章，一爲“南書房史官”，一爲“海寧查慎行字夏重又曰悔餘”。此二印爲查慎行印。查慎行，清康雍時學者，初名嗣璉，字夏重，號查田，後改名慎行，字悔餘，號他山，晚年居初白庵，又稱初白。曾授翰林院編修，供職於南書房。該書第１、4、9、13、15、18、20、23共八卷卷首有“得尌樓藏書”印，得尌樓是查慎行的藏書樓，此書即查慎行所藏。這幾卷（除卷１）並有“上海圖書館藏書”印。


此本爲折頁，半頁10行，行20字，大字、小字同，小字爲雙行。書版框高22.4釐米，寬15.7釐米。版心上有字數，中間黑口，書“呂氏春秋卷某”，其下或有刻工記號“青”或“射”。


元至正本有譌脫之字，明補修本多所訂補。如：《安死》“是無不相之墓也”，“相”字誤，明補修本改作“抇”。《孝行》“安牀第”，“第”字誤，明補修本改作“笫”。《慎大》“賢主愈大愈懼，愈強恐”，“強”下脫“愈”字，明補修本補“愈”字。


作爲現存最早之《呂氏春秋》刻本，元至正嘉興路儒學刊本雖非盡善，但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今據上海圖書館藏之元至正本影印出版，以饗廣大讀者。





張雙棣


2022年1月2１日於海淀博雅西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