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我國私家藏書歷史悠久，據學者推考，廣東地區相關藏書活動當可追溯至唐代，然“寥寥罕聞”，人以爲憾。明代廣東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藏書亦隨之興盛。惜乎清初由於種種外因，導致地區藏書活動受到抑制。而隨着康熙時期粵海設關、洋行創立，經濟興盛，儒商繼起；加之乾隆年間翁方綱三任廣東學政，又有嘉慶、道光之際阮元出任兩廣總督，文教之事多經主理，士風遂爲之一振。兩重因素交織影響，故能使此後“粵中藏書家連翩而起”（徐信符《廣東藏書記略》，載《廣東文物》，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年版）。私人藏書方面，不僅數量大增、種類豐富，且多有注重善本佳槧者。如先後從師翁方綱、阮元的南海人吴榮光，即爲其中翹楚——存世孤本宋嘉定六年（一二一三）淮東倉司刻本《注東坡先生詩》及宋蜀刻本《後山居士文集》均曾經其收藏；再如十九世紀行商廣州之巨富番禺潘氏，家族中多有事收藏者，尤以潘仕成海山仙館藏書最著。二十世紀以降，縱經時代風雲變幻，而廣東私家藏書之風頗能綿延，正所謂“代有人才出”歟？“讀書種子不絶”歟？
廣東地區藏書家的資料收集與整理始於民國時期，以何多源《廣東藏書家考》（收録四十人）、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收録三十九人）、徐信符《廣東藏書紀事詩》（收録五十四人附一人）、吴則虞《續藏書紀事詩》（收録四十三人）所收數量爲多，且影響較廣。近年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收録廣東地區藏書家一百五十一人，而蔡思明《廣東藏書史料的整理、内容與價值》（《圖書館論壇》二〇二三年第一期）統計所得一九四九年以前廣東地區藏書家數量已達二百零三人。
或云“藏書必有印記”，今人欲探考古今圖書之存藏流散，文獻著録以外，底本鈐印當作爲重要依據。而具備收藏、鑒賞功能之私人藏書印，當爲其中首要類别。私人藏書印不僅涉及流通、收藏等諸多環節，同時亦以獨特方式展現文獻交流狀態及所聯繫的社會文化活動，不啻爲一地或全國藏書史乃至圖書史、文化史之重要史料。自清乾隆、嘉慶間《天䘵琳琅書目》及《後編》開啓書目文獻著録鈐印之風，後續公私著録時見標記底本鈐印信息者。其中，晚近以來出現之藏書印譜類工具書“多通過擇取古籍底本等之鈐印圖像，以我國傳統印譜編纂之法加以排比，「因人設目」「以人繫印」，列舉歷代藏書家及其印記。”又因“圖文并茂、具有集成性質，讀者可直觀欣賞、參考”而尤受矚目（靳諾、王若舟《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前言》，見《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
然時至今日，學界對包括私人藏書印在内的古籍底本鈐印認識仍不盡充分，相關工作“相對滯後”“仍處於初步階段”，基礎資源“尚未得到系統整理、科學揭示及合理開發”，已成爲當代古籍工作的“冷門領域、薄弱環節”（莫俊《發掘藏書印資源 拓寬古籍整理視野》，《中國社會科學報》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九版）。據我所見，以地域爲其收録範圍者，目前唯《常熟藏書印鑒録》（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海寧藏書家印鑒》（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天一閣珍藏系列·印章》（寧波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三種專著見諸出版。而今已公開發表、專門輯録廣東地區藏書鈐印者，唯見莫俊《近代嶺南名人藏書印粹賞鑒》（共收録二十家，澳門《文化雜志》二〇二二年總第一一五期）及李國慶《海外所見近代廣東藏書印彙考》（共收録近一百家附機構兩家，《圖書館論壇》二〇二二年第十二期）兩篇專文。可見，當代藏書印譜之編纂方興未艾，遑論以單獨輯録廣東一地爲範圍者？“這一珍貴學術資源能否得到充分發掘、有效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關係到今後一段時期各項古籍工作的深入推進”（《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前言》），萬不可輕視爲古籍整理研究的“旁門小道”，或古籍版本著録項中的“點綴”。以廣東地區藏書家及其鈐印的整理現狀來看，亦可見一斑。
因此當莫俊老師將所編《廣東藏書印譜》（以下簡稱《印譜》）電子版全文發送於我，隨即通讀一過，内心特爲歡喜。我深知，這必將是一部未來研究廣東藏書史甚或文化史之重要資料文獻，何以見得？以下舉例説明。
一、入選人數及範圍全面，擇録審慎
《印譜》收録清代至當代廣東藏書人物三百五十家，其中已知生年最早者爲蘇珥（一六九九—一七六七），至今活躍者如林章松、劉偉華、梁基永諸先生。收録數量及人物較前述諸家，均有所增益。如《印譜》中所收録南海吴氏家族，除前文提及之吴榮光外，見收榮光弟吴彌光、子吴尚璁、侄吴尚時、侄孫吴荃選諸人，可謂存證一門文翰風雅；又如經商起家之南海伍氏，從事收藏者首推伍崇曜、伍元蕙、伍元菘兄弟三人，及至二十世紀，仍有伍銓萃能繼承家族賞鑒之風；再如收藏世家番禺潘氏，除潘正衡、潘正煒兄弟外，正衡孫潘光瀛，光瀛子潘飛聲，正煒族侄潘仕成、孫潘佩裳，仕成侄孫潘儀增、潘廷俊，亦一并收録之（《印譜》中另見姓名爲“潘延齡”者，生平不詳，然據存世其人舊藏書畫珍品，鄙意與仕成關係密切，綴言數語附此）。
在收録人物方面，《印譜》又不局限原籍，兼收方功惠、王貴忱等非粵籍而長期生活、行迹粵地者。亦非僅限積書萬卷或專貯秘籍之藏書家，而以是否爲廣東文獻及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做出相應貢獻”爲重要標準。如《印譜》中見收圖書館學家杜定友、作家秦牧等即屬此例。另外《印譜》編者將所經見文獻中除收藏、賞鑒印外，若捐贈（如“禺梁氏葵霜閣捐藏廣東圖書館”“廣東省立圖書館永久珍藏館長杜定友經手收存”）、出版（如“廣州永漢路登雲閣藏板”）等不同内容鈐印亦次第收録——即知編者視野實已不僅限於單純地域性“藏書史”的固定範圍，而有意借《印譜》提供文獻流轉種種綫索，并發揮“地區的文化史”“文獻的文化史”之史料索引功用。
同時，《印譜》在收録標準上較爲嚴格，莫老師曾對我講到所收録者“絶大部分都是直接從原本圖書、圖録、影印本、資料庫等中截取”，少部分“是直接從篆刻印譜及其他材料中輯録”。如中山收藏家楊慶簪一生用印頗夥，就我所知，二十世紀篆刻大家陳巨來爲其所治者即超六十方。而《印譜》則選取楊氏藏書中所見或印文内容明確涉及藏書活動者，不徒爲數量充凑，可稱審慎。
二、輯録印鑒數量空前，不乏稀見之品
在規範收録標準的基礎上，《印譜》輯得各家印記一千六百四十二方，且種類豐富，多有以往難得一見者。
如清代南海著名藏書家曾釗，本人參與編著之《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僅收録其鈐印一方，而《印譜》收録數量達十三方；其後繼收曾氏舊藏的清末順德藏書家温澍梁，《印譜》收録其印記十餘方，其中“幼珊”“澍梁鑒賞”“澍梁經眼”“漱緑主人觀”“順德温氏圖書”“順德温氏家藏”“嶺南温澍梁幼珊珍藏”“温澍梁藏閲書”等八方均爲《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所未收者。又如梁基永先生曾在《李文田泰華樓及其藏書初探》一文中，言及晚清順德著名收藏家李文田“很少在藏書上鈐蓋印章，目前所見的衹有白文「李文田印」和朱文「仲若所藏圖籍」等幾種。”（見《圖書館論壇》二〇一三年第五期）而除梁文所舉兩例外，《印譜》又另輯録五方，乃目前收録李氏印記最全者。再如南海人鍾毅弘、顺德人吴元浩，均能以收藏數量頗爲可觀的善本古籍、印譜碑帖稱名於時，鍾毅弘更曾在一九六二年向國家捐出己藏三册《永樂大典》（今藏國家圖書館），然鼠目如我，前賢相關印記極少得見，這次在《印譜》中看到兩位藏家條目下均有多方印記收録，實感快慰。
另有值得單獨一説者。藏家印章之多寡、鈐蓋之有無，固然同其所藏數量、品級相聯繫，其實亦關涉藏家性格與習慣。晚清民國間著名南海籍商人、藏書家潘宗周平生嗜藏書，且專注收羅宋元珍本。我曾與同好提及，近年因編著《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凡所過眼之寶禮堂舊藏善本，均未見書内鈐其印記，頗覺遺憾。而《印譜》中收録有中山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中所鈐之“南海潘明訓珍藏”以及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潘氏自印本《寶禮堂宋本書録》書末所鈐“南海潘氏寶禮堂鏤版”二印，足見編者慧眼獨具、“以存鴻雪”之用心。
三、點滴積纍、悉心考索，方成今日創舉
據我所知，此《印譜》乃編者利用多年古籍編目及鈐印考察、研究之經驗心得，廣搜朱痕，勾稽人物而成，其間亦頗有成果發表。
近年，暨南大學圖書館已順利完成館藏古籍普查工作，并完成善本古籍鈐印的整理工作。莫俊老師在其中多能擔當重任并發揮關鍵作用。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頗善於在工作實際中總結經驗心得，如其近年所作《古籍藏書印辨識舉例》（《圖書館論壇》二〇一三年第四期）、《論古籍藏書印的辨識方法》（《圖書館建設》二〇一五年第十二期）、《古籍鈐印辨識的三個環節及難點探析》（《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二〇一六年第十期）、《論古籍鈐印釋讀的十類方法》（《圖書館》二〇二二年第五期）等均引證豐富，論述縝密。尤其在釋讀印文及考釋印主兩方面，屢有真知灼見，乃“金針度人”者。在上述大作中，莫老師不止一次提及根據印文内容、鈐印位置以及印色、篆刻風格等判斷印主歸屬、輯考印主生平的内容。這些方法與我在近年編纂《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的過程中所總結之經驗頗能吻合，真真“親測有效”。
鄭偉章先生生前就頗重視古籍鈐印的收集與利用，他曾説：“這些印章之印文，有的雖僅記姓名、字號、大小和藏書處，或隻言片語，看似簡單，然蛛絲馬迹、雪泥鴻爪，往往爲鑒别文獻、考證史迹提供佐證。”（《書山有路目爲徑 學海無涯録作舟》，《書志》第二輯，中華書局二〇二〇年版）而鄭先生所撰《文獻家通考》一書即“往往從印記中考出傳主之字號和生平履歷”。就我翻閲《印譜》所見，既有蔡植蘭、鄧盛勛、關谷志、施居竹、譚宗瀚、謝家玉、姚伯壽等人之生平信息，推測皆是莫老師認真考辨、整理而來。如根據相關印記内容，判斷籍貫、字號、齋室名（見本書收録之“南海譚宗瀚季平氏珍藏”“南海關氏谷志所藏”“瓦佛庵愛物”等）；又能據各印鈐蓋位置、印色、印風等推測印主歸屬、所處時代，進而初步瞭解其收藏情况等。使印主不至湮没無聞，有利於進一步考索發現。
我與莫老師因古籍鈐印研究結緣，過往拜讀其所作諸篇高文，佩服特甚，後得知其多年積纍成果已擬於本人所在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故更覺有緣。作爲同樣曾投入時間精力於古籍鈐印整理、考釋工作的後進，我深知此道没有捷徑，需要整理研究者久久爲功，専心搜求、廣爲披覽，日積月纍、苦心經營，個中辛苦，何足爲外人道也！
今《印譜》出版，可視作莫老師以古籍鈐印這一特殊文獻載體構築之鮮活藏書史、文化史。我相信《印譜》的面世，必能够填補廣東地區乃至我國藏書史料之空白，爲研究者提供一份可資參考利用的基礎性文獻，正所謂無愧先賢導路之功而能啓來者。粵地書香繼世，惠澤文脉綿長，此亦文化之幸、時代之幸也。
王若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