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二
李遇春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背景下，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籌劃多年的《近代舊體詩文集萃編》即將面世。這套大型歷史文獻叢書沿用了史學界較爲通行的“近代”概念，而實際上叢書主要收録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間刊行的各種“現代”舊體詩文集。長期以來，近現代史學界和文學界在歷史分期上并不完全一致，而文學界内部在有關近現代文學史分期問題上同樣聚訟紛紜。諸如“近代”的時間下限究竟在哪裏，或者“現代”的時間起點究竟在何處，學界説法不一，甚至莫衷一是。由此可見“近代”與“現代”彼此滲透，二者原本很難切割。這正體現了包括文學史在内的中國近現代史的複雜性與過渡性。爲了破解中國大歷史上“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中國近現代無數仁人志士在中西之辯與新舊之争的複雜歷史境遇下奉獻出了多樣化的解决方案或歷史智慧，而不同政治立場、文化取向、審美旨趣的新式或舊派文人也在這場歷史大變局中扮演着屬於自己的文學角色，他們一起照亮了中國近現代文學的歷史天宇。
衆所周知，中國史學界的“近代”和“近代化”概念與文學界的“現代”和“現代化”概念其實都源於英文單詞modern/modernization的翻譯，衹不過受近代日制漢語和日本近代化速成的影響，“近代”和“近代化”的譯名更早地在近現代中國流布開來。比如被譽爲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山之作”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出版於一九三八年，正是中華民族掀起全面抗戰大幕之時，而中國近代文學史著作則出現得更早，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和盧冀野的《近代中國文學講話》分别出版於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比史學界更早地用“近代”概念來書寫這一時期的斷代史。值得注意的是，無論蔣著還是陳著和盧著，其“近代”概念都取廣義，既包括狹義的“近代”時期，即晚清至民初約八十年或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時期，也包括特定的“現代”時期，即“五四”運動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按照毛澤東後來在抗戰時期的著名論斷，前者屬於“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後者屬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其實無論“舊民主主義”的“近代”還是“新民主主義”的“現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大體上都被學界整體性地納入廣義上的中國近代化話語體系中進行觀照，而且時至今日依舊在史學界或文學界被沿用。但相對於史學界而言，文學界用“近代”囊括“現代”的做法已不多見。比較典型的例子有賈志剛主編的《中國近代戲曲史》（二〇一一），聲稱上接《中國戲曲通史》（張庚、郭漢城主編，一九八〇），下連《中國當代戲曲史》（余從、王安葵主編，二〇〇五），明顯地取用“大近代”文學概念，將近現代戲曲史予以一體化叙述。毫無疑問，文學界多年來習慣於用“現代”或“現代化”概念來標舉“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現代文學”的“現代性”，以此與“舊民主主義”時期的“近代文學”或“舊文學”相切割。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隨着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一九五五）、唐弢和嚴家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一九七九—一九八〇）、錢理群等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一九八七）的普遍流行，“現代文學”的概念逐步從原有的“大近代文學”概念中分離或獨立出來。以至於長期以來，文學界似乎忘却了“現代文學”實際上早就被認爲是“近代文學”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這套詩文集彙編以“近代”命名，不啻於返本開新之舉。
其實最早以“現代”命名中國文學史的著作是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錢著係作者在無錫國專任教時的講義，初版出版於一九三三年，此後增訂至四版，可謂風行一時。但錢著“現代”文學史與今人所謂“現代文學史”迥异。錢氏眼中的“近代文學”乃明清文學，今人已習慣將其劃入“近古文學”，而他所謂“現代中國文學”實指民國肇建以來的文學，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〇年左右的中國文學。但錢氏的“現代”文學史不以“新文學”爲叙述中心，轉而以舊體文學爲重，依次叙述“現代”中國的“古文學”與“新文學”，其中“古文學”又先叙“文”（含魏晋文、駢文、散文），再叙“詩”（含中晚唐詩、宋詩），再叙“詞”和“曲”；而“新文學”則以“新民體”“邏輯文”“白話文”爲序依次講述。顯然，以“白話文”爲標志的“新文學”在錢氏“現代”文學史中僅止於附驥式存在，因爲錢氏推崇的“新民體”“邏輯文”這類“新文學”實際上并非“白話文”，并不符合今人的“現代文學”觀念。唯其如此，錢著《現代中國文學史》在很長一段時期内陷入沉寂，被新文學界打入學術冷宫。直至上世紀末，隨着“重寫文學史”思潮不斷深化，錢氏《現代中國文學史》纔以學術史上的失蹤者身份重新被認識，且其經過點校後的不同版本出版後大受歡迎。與其説這種身後名錢氏生前并未料及，毋寧説錢氏生前早就對此著的後世知音充滿了期待。在《四版增訂識語》中錢氏寫道：“吾知百年以後，世移勢變，是非經久而論定，意氣閲世而平心，事過境遷，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覆於吾書，而致戒於天下神器之不可爲，國於天地之必有與立者。” 錢氏昔年的文學保守主義立場雖然有其偏至，但這正構成了對此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激進反傳統立場的學術反撥，不僅在當時的文學界令人有空谷足音之感，即在新世紀以來的文學界依舊可以動人思古之幽情。身處高校或民間的各種文學史追問者不斷涌現，人們好奇的是，一九一二年以降的中國舊體文學傳統真的中斷了嗎？我們偉大的中國古典詩文傳統究竟去哪兒了？
二十一世紀以來，不僅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受到學界青睞，其他有關中國近現代舊體文學歷史命運的民國舊著也廣受關注。尤其是胡適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一九二四）、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一九二九）和《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一九三〇），它們被廣爲徵引。其他如盧冀野的《近代中國文學講話》（一九三〇）、陳柱的《四十年來吾國之文學略談》（一九三六），也逐漸進入今人視野。在這些近現代文學史舊著中，舊體文學受到不同程度的肯定和揄揚，連新文學的“急先鋒”胡適當年也肯定過林紓和章炳麟的古文成績，這就不能不觸動今人的文學史思考。正是以這些文學史舊著新刊或重讀爲嚆矢，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不斷將研究對象的時限下移，不僅關注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九年）以前的晚清文學（或清末民初文學，或狹義近代文學），而且順延至其後的現代舊體文學，由此真正回歸“大近代文學史”現場。舉凡舊體詩歌（詩詞）、舊體散文（古文、駢文）、舊體小説（文言或章回體）、舊體戲劇（戲曲）、舊體文論（話體批評），不斷使得學界駐足流連。這些豐富繁多的現代舊體文學創作，直接傳承了晚清以來的近代文學傳統，走的是一條不同於“五四”新文學所走過的道路。這是一條似舊實新的道路，不可簡單以“舊文學”或“死文學”視之。其實歷來文學創新不外兩途：直接從域外移植文學新體是一條路徑，現代新文學家就是如此，但面臨着要不斷將外國新體文學進行本土化或中國化的難題；再一條路徑就是直接從本土文學文體中内部開新，啓動本土舊文體的藝術表現力和生活容量，這是近現代舊體文學家不斷探索的文學路徑，他們需要應對本土舊體文學的時代化挑戰。長期以來，學界對前一條新體文學中國化路徑褒揚有加，而對後一條舊體文學時代化路徑簡單否定或諱莫如深。這顯然并不符合中國近現代文學發展演變的歷史實際情形。於是二十一世紀以來許多古典文學或近代文學學者紛紛致力於現代舊體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僅以現代舊體詩詞研究爲例，就涌現出了以胡迎建、劉夢芙、曹辛華、馬大勇、汪夢川等爲代表的現代舊體詩詞研究專家，出版了《民國舊體詩史稿》《民國詞史考論》等學術力作，將現代舊體詩詞逐步納入文學史叙述範圍。與此同時，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也在不斷反思既有的“現代性”文學觀念和述史模式，在黄修己、孔範今、朱德發等現代文學專家主編的新編現代文學史著中，現代舊體詩詞均以不同的路徑入史，這正呼應了古典文學或近代文學研究界爲現代舊體詩詞正名的學術努力。
相對於現代舊體小説（如鴛鴦蝴蝶派小説、武俠小説等）和現代舊體戲劇（京劇及地方戲曲）研究的日漸深入而言，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間刊行的近現代舊體詩文迄今還屬於一個有待大規模發掘的學術礦藏。由於詩文長期以來在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居於正宗地位，故而在“五四”文學革命中屬於重點攻擊對象，而小説和戲曲在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向來不受重視，故而在“五四”文學革命中主要屬於改良對象，這就使得現代章回小説和傳統戲曲在現代文學語境中尚有一定的生存空間，而舊體詩詞和古典詩文作爲“十八妖魔”（陳獨秀語）、“桐城謬種、選學妖孽”（錢玄同語）則徹底在新文學語境中失去了生存的合法性身份。儘管如此，現代舊體詩文依然頑强地延續着自己的藝術生命與歷史使命，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裏呈現出不同的時代色彩，甚至在抗戰時期的特定境遇中發出了耀眼的藝術光芒。
粗略而言，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間的近現代舊體詩文發展歷程可劃分爲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從繁盛轉入冷落的時期（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從民國肇建始，至“五四”運動終。這個時期原本是以舊體詩文的興盛與繁榮作爲開端的，一方面各種舊體詩文報刊層出不窮，如《南社》《甲寅》《民權素》《庸言》《不忍》《同南》等文言雜志開風氣之先，繼續引領近代以來舊體詩文的發展潮流；另一方面以南社、甲寅派、超社—逸社、同南社、寒山社、瓶社、希社、苔岑社等爲代表的舊體詩文社團或流派蜂起，尤其是南社和甲寅派的詩文成就得到公認。但隨着“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爆發，近代舊體詩文發展勢頭遭遇重挫，從域外移植新體的文學潮流勢不可擋，而本土舊體詩文革新的路徑被否定，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古典詩文傳統的現代命運。第二階段是從低谷走向回升的時期（一九二〇至一九三六）。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落潮和新文學陣營的分化，一大批舊體詩文社團重新結集，同時又有新的舊體詩文報刊得到創辦并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學衡派創辦的《學衡》、章士釗重新創辦的《甲寅周刊》、南社解體後新南社創辦的《南社湘集》，以及《青鶴》《詞學季刊》《詩經》等名噪一時的舊體詩文報刊。本期的舊體詩文社團也再度繁盛，除學衡派外，還有稊園社、城南詩社、清溪社、鳴社、甌社、慎社、如社、虞社、漚社、梅社、潜社、上巳詩社（禊社）、漫社、萍社等舊體詩文社團，它們遍布中華大地，其中以平津和江浙地區最夥。第三階段是在全面抗戰的民族歷史語境中的絶地復興時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一直順延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這個時期由於國難當頭、民不聊生，無論舊體詩文社團還是舊體詩文報刊都相較前一時期爲少，但這并不意味着本期舊體詩文的衰微。恰恰相反，抗戰時期的舊體詩文創作异常繁榮且影響巨大。且不説《民族詩壇》《雅言》《同聲月刊》《嶺雅》等傳統舊體詩文雜志聞名遐邇，主要是現代舊體詩文作者重新在全民抗戰的旗幟下實現了精神凝聚和組織團結。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組織下，涌現出了以陝甘寧的懷安詩社、晋察冀的燕趙詩社、江南新四軍的湖海藝文社等爲代表的無産階級革命舊體詩文社團，在抗戰時期舊體詩文的復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西南大後方地區，出現了西南聯大舊體詩人群、《新華日報》舊體詩人群、桂林文化城舊體詩人群等抗戰舊體詩人群體。東北、平津、上海等淪陷區以及臺灣、香港、澳門等地在抗戰中也有大量争取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舊體詩文社團或創作群體。凡此種種，無不有力推進了中華舊體詩文傳統在全面抗戰時期的偉大復興。
但毋庸諱言，近現代舊體詩文的文學史地位長期以來得不到理性和公正的評價。以横跨晚清、民國的同光體爲例，在任訪秋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史》中這樣寫道：“實際上，作爲唐詩派的一個主要對立面，宋詩運動基本上貫穿了整個清王朝的始末。衹是由於早期宋詩派聲名爲唐詩派所掩，而後期宋詩派，即‘同光體’，又已墮爲古典詩歌的末流。所以，宋詩運動衹有在它的中期，纔顯得聲勢最大，并取得了詩壇的盟主地位。” 這種評價在各種近代文學史著作中非常具有普遍性。該書不僅肯定了道咸年間以何紹基、曾國藩、鄭珍等人爲代表的中期宋詩派的地位，而且對清初以厲鶚爲代表的早期宋詩派詩人也予以辯護，唯獨對以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陳衍、陳寶琛、夏敬觀、何振岱、李宣龔、陳曾壽等人爲代表的後期宋詩派，即“同光體”，却視若敝屣。這顯然是完全站在“五四”新文學立場上做出的主觀評價，不僅忽視了同光體在詩歌藝術上做出的帶有先鋒性的審美探索，而且漠視了這個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詩人群體的精神世界表達。事實上，不僅是同光體宋詩派詩人，其他如王闓運、陳鋭、曾廣鈞等爲代表的漢魏六朝派詩人，樊增祥、易順鼎、梁鼎芬等爲代表的中晚唐派詩人，同樣遭到了流行的近現代文學史著作的普遍輕視或否定。其實這是一種現代性的文學史叙述策略，背後隱藏着深刻的新文學史權力，其主要叙述意圖即通過文學進化論製造現代舊體詩詞從歷史叙述話語體系中出局的幻象。但客觀的史實勝於一切雄辯，中華詩詞藝術生命之樹常青，今人已經無法再漠視清末民初那些不同流派的舊體詩人的創作實績和歷史命運。這裏需要提到海外漢學家寇志明，他不僅以研究魯迅舊體詩馳名，而且還撰寫了一部研究近現代轉型時期中國“舊派”詩人的著作，題曰《微妙的革命》。他在這本著作中公開爲清末民初的同光體詩人、漢魏六朝派詩人、中晚唐派詩人辯護。在他看來：“這些詩人絶大部分既非高呼政治口號者，亦非冷眼旁觀、無動於衷的唯美主義者，他們的作品描述了一個面臨内憂外患、在生死困境中挣扎的國家的國民所面臨的個人以及文化的困境。詩人所使用的是一種可以從不幸面臨消亡的偉大的文學傳統中汲取豐富資源的語言。他們的成功，爲所有偉大的中國人文傳統以及全人類精神在面臨最恐怖的環境時仍具有的勇敢適應性提供了一個歷久不衰的證明。” 這是迄今爲止我們所能見到的爲數不多的對清末民初那些被通行文學史著作所漠視的舊派詩人群體的正面評價之一，不僅深入到了英美新批評意義上的“文學性”的剖析，而且真正做到了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册審查報告》中所提倡的那樣對古人和歷史秉持“瞭解之同情” 。其實，“五四”以降，中國舊體詩人群體普遍遭遇評價困境。不僅僅是以上三派，其他如以康有爲、梁啓超、金天羽等爲代表的資産階級維新派詩人，以南社詩人爲代表的資産階級革命派詩人，還有共産黨、國民黨、民主黨派的軍政界舊體詩人，以及遍布全國各高校的現代學者舊體詩人，他們的舊體詩詞創作同樣都在不同程度上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理性、中肯的評價。毫無疑問，單純站在“五四”新文學立場上，肯定無法正確處理中國近現代詩歌的歷史評價問題。
與舊體詩相較，現代舊體文（包括古文和駢文）的命運就更加令人唏嘘。如果説舊體詩在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一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已然出場（雖然這種出場多少顯得有些尷尬或不適），那麽舊體文除了在民國時期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陳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盧冀野的《近代中國文學講話》、陳柱的《四十年來吾國之文學略談》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正面書寫之外，迄今爲止尚未見有今人所著中國現代文學史對舊體文有所著録。可見與舊體詩相比，舊體文的入史面臨更爲嚴峻的考驗。其實進入民國以後，現代舊體文并非乏善可陳，相反有着與現代白話文异樣的魔力。以古文（舊體散文）而論，現代古文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延續了近代古文的命脉并多有創獲。首先是改良後的新式古文不斷涌現。由梁啓超開創的“新民體”進入民國後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各類報刊上繼續流行由“新民體”轉變而來的“報章體”新式古文。可見追隨梁任公政論文體的新古文作者不在少數。此外，因嚴復、章士釗而興起的近代“邏輯文”進入民國後代有傳承，各類報刊上依舊可見各種“‘歐化’的古文” ，學衡派文人以及諸多高等學府的現代舊派學人的新式文言文寫作大都直接傳承了此一近代文脉。其次是擬古派的現代古文并未喪失生機。比如清代桐城派古文，在近代經曾國藩改造後出現了湘鄉派古文，號稱桐城派的中興。而清末嚴復和林紓的翻譯文都遵循桐城派古文作法，明顯給桐城派注入了新的生命。進入民國後，林紓的晚年文章繼續發揮桐城派威力，近乎以一己之力迎接新文學界的集體挑戰，至今是非功過猶待評析。至於桐城派其他傳人王先謙、馬其昶、吴闓生、姚永概、姚永樸、李剛己、王樹枏諸人之古文，有關研究尚未深入，一時難有持平之論。還有無錫國專古文作者群，如唐文治、錢基博、劉樸、王蘧常、馮振、陳柱等人，其古文成就亦不容小覷。與宗唐宋的桐城派古文一派清和不同，宗魏晋文的另一派古文家則相對高冷，如王闓運及其高弟廖平及再傳弟子吴虞的古文，章炳麟及其弟子黄侃的古文，或簡淡或奇崛，均有不可多得的魏晋風神。以上諸派古文往往在近代文學史上被大書特書，而在現代文學史上又諱莫如深，完全忽視了晚清至民國古文創作的歷史傳承。當然，文學史處境更糟糕的還是現代駢文。儘管進入民國後文壇依舊不乏駢文作者，如王闓運、樊增祥、鄧鎔、章炳麟、劉師培、黄侃、李詳（審言）、孫德謙、王式通、孫雄、郭則澐、陳榮昌、張其淦、鄒弢、夏仁虎、王樹枏、黄孝紓（公渚）、黄君坦、黄公孟、張錫麟、楊鴻年、潘宗鼎、邵樹忠、劉克篤、許鍾璐、徐經綸、楊味雲、宋慈袌、王燦、洪棄生、張爾田、陳鍾凡、陳天倪、陳柱、陳含光、成惕軒等人都兼擅駢儷辭賦，但研究者寡，無法在文學史上贏得獨立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近人馮煦曾把黄孝紓與李詳、孫德謙視爲駢文三大家，而錢基博在三家外加上劉師培，合稱駢文四大家。黄孝紓、黄君坦、黄公孟還以合集《左海黄氏三先生儷體文》享譽一時。好在臺灣學者張仁青不僅出版有《中國駢文發展史》（二〇〇九），且撰有《六十年來之駢文》（一九七七）單行本，爲現當代駢文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正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我們主編了這套《近代舊體詩文集萃編》。關於近代詩文的選編工作，早在民國初年就已經開始。就近代詩選而言，較早的選本有上海進步書局編輯所編輯的《現代十大家詩鈔》（一九一五）、雷瑨選輯的《近人詩録初編》（一九一三）及其續編（一九二一）、陳衍選輯的《近代詩鈔》（一九二三）、吴闓生選評的《晚清四十家詩鈔》（一九二四）、吴芹編選的《近代名人詩選》（一九三五），其中尤以陳衍選本影響最大，迄今餘響不絶。而近代文選的早期選本則有上海進步書局編輯所編輯的《現代十大家文鈔》（一九一五）、胡君復選輯的《當代八家文鈔》（一九一六，又名《近代八大家文鈔》）、李定彝編選的《當代駢文類纂》及其續編（一九二〇）、蔣瑞藻編選的《新古文辭類纂稿本》（一九二二）、王樹枏編選的《故舊文存》（一九二七）、王文濡評選的《近代文評注讀本》（一九二九）、張廷華評注的《評注近代文讀本》（一九三五）、吴芹編選的《近代名人文選》（一九三五）、鄭振鐸編選的《晚清文選》（一九三七）等。其中，蔣氏《新古文辭類纂稿本》旨在延續桐城姚鼐《古文辭類纂》、遵義黎庶昌和長沙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的桐城派古文命脉，而李氏《當代駢文類纂》則旨在承接王先謙《駢文類纂》文統，試圖重振民國駢文風氣。至於誕生在全面抗戰烽火中的鄭氏選本，至今讀其編選序言，依舊很難不被他那殷殷拳拳的愛國之心所打動 。這也奠定了此後近代文選的啓蒙基調和政治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關近代詩選、近代文選的選本不在少數。從早期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一九五五級《近代詩選》小組選注的《近代詩選》（一九六三），到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錢仲聯編著的《近代詩鈔》（一九九三），都在近代詩選本史上打下了深深的歷史烙印。而在大型近代詩文集出版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率先做出了榜樣。二十一世紀以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推出了南江濤選編的《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二〇一三）、曹辛華和鍾振振選編的《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續編》（二〇一五），廣陵書社推出了汪夢川和熊燁主編的《民國詩集選刊》（二〇一七），巴蜀書社推出了夏静主編的《近代詩文集彙編》（二〇二〇），一時之間形成了近代文學文獻整理出版熱潮。此次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推出的《近代舊體詩文集萃編》，其詩文創作時間主要集中於晚清至民國時期，刊行時間在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間，首次推出六百餘種，未來擬繼續推出數百種。經過初步排查，凡在大陸已經點校或影印出版的近代詩文集，一般不再納入本叢書彙編影印出版的範圍。而鑒於我國臺灣省近年來推出的王偉勇主編的《民國詩集叢刊（第一編）》（二〇〇九）和林慶彰主編的《民國文集叢刊（第一編）》（二〇〇八）在大陸依舊稀見，故而這兩套叢書不在我們這套《近代舊體詩文集萃編》的查重排除範圍。
説到這套《近代舊體詩文集萃編》出版的價值，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搜集和整理近現代舊體文獻。如此大規模地搜集和整理近現代珍稀舊體文獻并影印出版，必將在未來長期嘉惠學林，其史料學價值也將與日俱增。尤其是在當下這個大數據時代和後現代信息社會裏，學人面臨的考驗日益增多。我們不僅要努力發現信息、挖掘信息，全面而深入地占有信息，而且還要擅於處理信息、掌控信息，不斷提高駕馭信息的能力，舍此我們將很難占據學術制高點。毫無疑問，長期塵封在全國圖書館和民間收藏者手中的海量近現代珍稀文獻就是當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所需重點面對并加緊挖掘和處理的信息源。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礦藏和廣博的信息海洋。我們勉力將其公之於衆，就是爲了服務於廣大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堅信必然會有探驪得珠的那一天。“滄海月明珠有泪，藍田日暖玉生烟”，這絶不是一堆没有生命力的乾枯文字和冰冷數據，其中凝聚了近現代轉型時期我們的先賢耆舊不滅的精魂，它們一直召唤着後來者的精神接力與文化擔當。其二是還原和重構近現代文學現場。這是就文學史價值而言，而考慮到長期以來近現代文學史書寫嚴重滯後於不斷發現的近現代舊體文學文獻，這種文學史價值就顯得愈加珍貴。隨着大批量的舊體文學文獻，尤其是舊體詩文文獻的“出土”，現當代文學界不得不逐漸承認包括舊體詩文在内的舊體文學的文學史價值。以前現當代文學界常用來抵制舊體文學，尤其是舊體詩文入史的主要理由有兩個：一個是現代性問題，這個問題在破除西方式現代性崇拜的同時得以鬆動；再一個就是數量不足的問題。衹有在對近現代轉型時期舊體詩文文獻做全面切實的調查研究和數據統計之後，我們纔能真切地意識到：舊體詩文數量稀少、是少數遺老遺少的奢侈品或賞玩品，因此不足以入史的説法，完全是虚妄的托詞。於今看來，無論舊體詩還是舊體文，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其中不乏品質上乘者。其中許多舊體詩文作者堪稱一代民族文學的脊梁，其優秀舊體詩文作品甚至可以讓新詩和新式白話散文相形見絀。其三是推進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是近現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尤其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偉大夢想。但民族復興是一個包括文化復興在内的宏偉工程，以民族文化復興而論，不僅需要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引領，需要廣泛借鑒世界範圍内先進的文明成果，而且需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相對於古代典籍而言，我們這次推出的《近代舊體詩文集萃編》就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資源裏最切近的部分，它們曾經并將繼續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最後要説的是，面對如此浩瀚的近現代舊體詩文文獻的重新“出土”，我們當然不能照單全收，而是要用魯迅在《拿來主義》中倡導的“拿來”眼光進行理性辨析，要用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倡導的“評判”態度來“整理國故”和“再造文明”，更重要的是，要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立場，在這場二十一世紀以來日漸繁榮的關於近現代舊體文學文獻資源的“新國故整理”事業中貢獻積極力量。這就是我們主編這套《近代舊體詩文集萃編》的基本學術立場，祈望廣大讀者明鑒。
非常榮幸這次能和楊天石先生一起主編這套大型近現代文學文獻叢書。楊先生是享譽海内外的中國近現代文史研究大家，也是當代舊體詩壇的優秀詩人，他的南社研究著作長期以來對我以及我的學術團隊有着深刻影響，我願借此機緣表達由衷的謝忱！借此機會我還要對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李强兄和本叢書的責任編輯王亞宏女士表達感謝，感謝李强兄的盛情邀約，感謝王亞宏女士的悉心編校，没有他們的辛勤付出，這套叢書很難及時面世！還要感謝我的研究生團隊，尤其是王彪、臧曉彤、張馨月、周洪斌、鳳宇、趙芊宇、鄧國飛、蔣雅露、李晨曦、温澤霖、武嘉欣等同學所付出的辛勞，讓我們一起朝着既定的學術目標前行。
二〇二三年五一期間作於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