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纸图书副刊总论
一、引言
所谓副刊，一般指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或学术文章的固定版面，每天或定期出版，多数有专名，类型上分为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种，为相对于正刊等新闻内容而言的报刊版面。正刊以刊载时事新闻为主，而副刊通常是对新闻本身进行延伸并开展的评论专栏，一般具有浓厚的文化和文艺色彩，是一种重要的新闻体裁。从概念的角度看，广义来说，副刊包括综合性副刊（甲种副刊）和专门性副刊（乙种副刊）。综合性副刊以文学评论等形式揭示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专门性副刊则是就某一新闻热点深入阐发评论见解。狭义来说，副刊即是综合性副刊，而近代报纸副刊的主要形式也大多是综合性副刊。
中国近代报纸副刊出现于十九世纪末期，发展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八九七年十一月，英国人在华所办报纸《字林沪报》为了与《申报》争夺读者，扩大销路，在发行时单独附送《消闲报》一份，此即中国报纸副刊的开端。一九〇〇年，《字林沪报》被出售给东亚同文会，更名为《同文沪报》，《消闲报》也随之更名为《同文消闲报》，次年又改回《消闲报》。一九〇三年十一月，《消闲报》更名为《消闲录》，号数另起。《消闲报》以“遣愁、排闷、醒睡、除烦”为要旨，登载内容“上自国政，下及民情，以至白社清谈，青楼丽迹”，无一不备，其“消闲”的主旨也恰成为日后在中国出现的副刊类报纸的一项重要功能。
自《消闲报》以后，相继有报社开始效仿，出现了一批报纸副刊，包括上海《苏报》之《豆棚谈助》、香港《中国日报》之《鼓吹录》、北京《顺天时报》之附张、广州《安雅报》之《茗谈录》、香港《国民日报》之《黑暗世界》、广州《南越报》之附张、香港《商报》之《清闲录》、上海《舆论时事报》之《杂俎》、福建莆田《奋兴报》之附张、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区）《珠报》之《报余清闲录》、江苏如皋《如皋县通俗报》之《杂俎》、天津《益世报》之《益智粽》、山西太原《并州新报》之《文艺俱乐部》等，这些副刊或载于正刊，或附于报外，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形式通常被称之为“附刊”，而非今日所说的“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在新文化运动风潮的引领下，北京《晨报》开辟了新专栏，将第七版开辟为艺文专页，独立为四开单张。主编孙伏园邀请鲁迅为附刊起名为“晨报附镌”，并邀请《晨报》社长、书法家蒲伯英为刊物题写报名。蒲伯英长于隶书，但隶书中并无“附”字，以“副”字代之，遂成《晨报副镌》。次年，报社嫌“副镌”过于文雅，更名为“副刊”。从此，“副刊”就成了这一报刊类别的标准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受近代出版业蓬勃发展以及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影响，副刊这种报刊形式得到了报业以及公众的普遍认可，在五四时期产生了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北京《晨报》的《晨报副镌》、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和北京《京报》的《京报副刊》等四大副刊。它们的创立和发展，对中国文化启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代报纸副刊在数量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形式与风格，与广告、评论、新闻成为并驾齐驱的报纸四大要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副刊自诞生之始，就具备先天而来的文艺属性，近代出版史中的大量文史哲作品通常会争相登载在副刊上，以作先声，一些报纸也为此专门开辟了图书类专栏，譬如本书所收录的《大公报（天津）·图书副刊》《大公报（天津）·图书周刊》《中央日报（南京）·图书评论周刊》《时事新报（上海）·学灯·图书与图圕学专号》等，都是这一领域中的代表范例。这些副刊专栏，有的以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为主旨，有的则专注于新书的介绍，还有的专门约请名家闻人讨论读书方法、讲论图书事业，可谓内容宏富，形式多样，兼具文学性和艺术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近代报纸副刊类文献整理出版情况概要
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对副刊内容进行整理出版的成果，但基本为某一种副刊的简单集合。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不少针对近代报纸副刊相关专题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成果，包括文献影印、目录索引等多种形式。
（一）《晨报副镌》（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晨报副刊创刊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四开四版，为单张发行，主要刊载小说、诗歌、学术演讲等内容，其前身为《晨报》第七版。新文化运动时期，该刊发表了大量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提倡新文学的文章，曾刊载鲁迅的《阿Q正传》、冰心的《繁星》等，并积极引入高尔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对当时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动员作用，该刊后期成为新月派文学的重要阵地。该书为该报合订本的影印本，原报为四开，影印本为缩小后的十六开，共十五册。
（二）《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副刊目录：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上海，一九八五年，内部发行）
该书收录了上海图书馆所藏七千余种报纸副刊，基本上覆盖了中国近代报纸副刊的相关内容。该书并未收录少数带有“反动黄色下流而又毫无历史参考价值”的副刊，因此在记录的完整性层面略有不足，但其至今仍是最权威的一本目录。
（三）《中央副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中央副刊》为武汉《中央日报》的副刊，创刊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并于同年九月一日停刊，总计发行一百五十九号，主编为创办《晨报副镌》《京报副刊》的孙伏园。该书以孙伏园后人存藏的《中央副刊》为底本进行影印，内容完整，共两册，并附有篇目目录，为内部发行。该刊发行时间正处于国共关系由合作转向分裂的特殊时期，作为国共合作的重要见证者，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四）《申报文艺副刊编校丛录》（徐州，一九九四年）
该书为原《申报》副刊最后一任主编王进珊在晚年整理编辑的一份内部读物。书中收集整理了《申报》副刊《春秋》（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和《文学》周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所有文章篇目，辑选摘引《春秋》文章九十二篇，《文学》周刊文章十二篇。此外，书中还有相当篇幅为著者对上海报业及《春秋》副刊创办的回忆和介绍。
（五）《温州老副刊》（合肥：黄山书社，二〇二一年）
该书对温州市档案馆所藏《浙瓯日报》《温州日报》《地方新闻》《阵中日报》《平报》《乐清新报》《中国民报》《大风报》《新闻报》《温州民国日报》《温州新报》《瓯海民报》《今报》《东瓯日报》《进步报》等十余种民国时期在温州出版的报纸副刊进行了整理，摘选其中四百七十四篇具有积极意义和档案价值的副刊文章，并将其归类为散文、小说和诗词三部分，以文章发表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序。书中所选文章以排印呈现为主，仅少量文章附有原件的影印插图。该书在揭示民国时期温州本土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由于其为摘选和排印，因此在史料价值的全面性上略显不足。尽管如此，该书仍不失为副刊类文献专题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
（六）《京报副刊》（北京：香港正版全年资料免费大全出版社，二〇一六年）
《京报副刊》创刊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由著名报人、原《晨报副镌》编辑孙伏园创立。自创刊之始，每日一号，直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京报》被张作霖封停为止，共计四百七十七期。该刊是综合类刊物，虽然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均有涉猎，但更偏向于文学，文学内容所占比例在一半以上。该刊撰稿人包括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马寅初、丁文江、吴稚晖等名流闻人，刊登有不少介绍外国思潮的文章，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是民国时期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副刊之一。该书对《京报副刊》四百七十七期内容进行了影印，总共六册，另编制有“总目、索引”一册，对副刊中的篇目和作者进行系统整理，形成总目，并附有篇名和作者索引。该书基本上完整地还原了副刊全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七）《伪满洲国主要汉语报纸文艺副刊目录》（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七年）
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中“史料卷”的一项成果，对伪满洲国时期大连的《满洲报》、奉天（沈阳）的《盛京时报》、新京（长春）的《大同报》和哈尔滨的《滨江时报》《滨江日报》共五种报纸的三十八种文艺副刊进行整理，按照发刊的先后顺序，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列出副刊文章的标题、著者、所在报纸期号和日期，并对相关报纸和副刊进行了解说，是研究伪满洲国时期文学的重要工具。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学界主要聚焦于当时出版的杂志与书籍文献，因为它们信息集中且容易获取。副刊的整理收集难度较大，所以容易被忽视。文艺副刊是呈现特定地区文化变迁的一类重要载体，对其目录进行系统整理具有填补相关领域空白的价值，对研究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及社会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八）《小钩沉系列：听来的故事》（成都：天地出版社，二〇一八年）
该书所收录文章为林徽因自《大公报·文艺副刊》撷选而来，共包括萧干、沈从文、老舍等作家的短篇小说作品三十篇。在排印时对部分内容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了调整，便于读者阅读。总体而言，该书的文学价值要远超其史料价值。
（九）《远去的辉煌——〈申报〉（一九二九—一九四九）海派广告美术字图集》（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
在近代报纸副刊类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该书独辟蹊径，对《申报》的《春秋》《电信特刊》《电影专刊》等十九种副刊刊头板块的美术字及图案进行了专题整理，附注有题名、日期、设计者等内容，集中呈现了民国时期海派美术风格，为美术史及艺术设计提供了较为直观的素材参照。
（十）《晨报副镌选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二〇一九年）
该书节选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晨报副镌》刊登的关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俄国革命的文章，如李大钊的《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李卜克内西传》、瞿秋白的《赤俄之归途》等文章，便于读者做专题阅读，但其史料价值则不如一九八一年人民出版社影印本。
（十一）《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汇编（第一编）》（扬州：广陵书社，二〇二〇年）
该书为近年来在副刊类专题文献整理方面规模较为庞大、内容较为系统的一套资料集。该书根据副刊文献的重要性、稀缺性以及系统性，以地域划分，第一编以北京、南京、重庆等三个地区为限，收罗了十五种报纸二百一十九种副刊，具体包括《世界日报》（北京）的《明珠》《文艺周刊》《国学周刊》等三十六种，《世界晚报》的《夜光》一种，《新晨报》的《新北平》《新晨报副刊》《晨光》三种，《中央日报》（上海）的《摩登》《艺术运动》《文艺思想特刊》等七种，《中央日报》（南京）的《青白》《南国特刊》《儿童周刊》等四十种，《中央日报》（重庆）的《平明》《中央副刊》《学海》等六种，《京报》的《莫愁》《饮虹周刊》《文艺思潮》等四种，《中国日报》的《文艺周刊》《电影与戏剧》《大观园》等十六种，《和平日报》的《宁语》《戏剧与电影》《女青年》等十四种，《新蜀报》的《新蜀锦》《新新花园》《劲风》等二十八种，《新民报》的《血潮》《最后关头》《大时代》等十五种，《西南日报》的《文史地周刊》《榴火》《高原》等十二种，《扫荡报》的《瞭望哨》《电影战线》《战时文学》等十八种，《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的《艺林》《妇女新运》《学海》等五种，《新民报晚刊》的《西方夜谈》《戏剧与电影》《休息日》等六种，《世界日报》（重庆）的《明珠》《饮河》两种，《和平日报》（重庆）的《和平副刊》《新文艺》《青年文艺》等六种。该书收集了不少名家的文章遗珠，校正了部分作家的全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十二）《〈觉悟〉选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二〇二〇年）
《觉悟》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创刊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是五四运动时期风靡全国的四大副刊之一，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主编为邵力子，陈望道为其助手。《觉悟》自创刊之初，即关注社会问题，闪耀着不同思潮相互碰撞的思想火花，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书选取了《觉悟》副刊上登载的《社会主义的劳工问题观》《共产与公道》《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八十四篇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等共产主义运动思潮的文章，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若干早在民国时期就对某一类副刊进行汇集出版的情形，如《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社，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四年）、《南中副刊》（岭南大学附中学生自治会，一九三三年）、《雷莺：玉林民国日报社副刊》（玉林民国日报社，一九三四年）、《新兴粤曲集副刊》（上海新兴广告社，一九四〇年）、《边区群众报副刊》（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一九四七年）、《群众日报副刊》（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一九四八年）、《民立报副刊》（民立报社，出版时间不详）等。此外，另有《大公报一百年副刊文粹》（香港：大公报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等出版物。总体而论，对于副刊类专题的整理和利用，目前已有不少成果，但在整体上，影印出版的数量较少，仍有挖掘的空间，在题材上也多为偏向于某一种报纸的编选、整理或影印，在跨区域、多文献、分类别的整理开发方面仍有较大潜力。
三、图书类副刊及其史料价值分析
图书类副刊指的是在报纸上刊登以介绍图书、图书书评、图书连载、谈论读书方法等为主题的一类副刊。根据笔者所调研的情况，目前对于图书副刊这一类型暂无专门整理，因此，从文献整理和利用角度而言，对中国近代报纸图书类副刊进行整理，探究民国时期舆论界的“读书”生态，对相关领域的历史研究以及新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本书在对近代报纸图书副刊进行充分整理的基础上，收录其中九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并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图书副刊。从文献资料的角度来看，对图书副刊进行整理影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资料价值：
一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撑。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托，就很难取得可信的历史研究成果。影印本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原始文献的基本内容，减少了在人工编排过程中造成的史料遗漏或内容错误，保证了史料本身的原始性。对于历史研究本身，尤其是近现代史领域的研究而言，所援引史料的原始性程度是评价其研究结论可信度和权威性的重要标准。近代报纸图书副刊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文化界、思想界的发展变迁以及各类思潮的交相辉映和融合碰撞，另一方面也从特定的角度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新陈代谢，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二是为文化传播研究提供的历史参照。五四运动爆发后，报纸副刊成为新文化运动传播发展的一个重要媒介。图书是思想与知识的主要载体，而图书副刊则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思想聚汇的重要窗口。通过对近代报纸图书副刊的梳理我们发现，相关副刊自身都具有极其鲜明的办刊风格和形制，生动鲜活地展现了当时文化传播的方式方法。我们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发掘，一方面为图书副刊的沿革提供一份样本线索，另一方面希冀能对当今的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本次影印九种报纸副刊，逐期析出篇名及作者信息。在本书的整理与写作过程中，诸位同仁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即将出版之际，特别向所有为本书付出辛劳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有不尽完善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编者
二二〇二一年七月